新冠“乙類乙管”，那兩位因瞞報行程獲刑的司機怎么辦？_每日頭條

似乎很多朋友還不清楚這個案件細節(jié)，先簡單說一下：

兩個司機到某地運貨，運完回家。到家之后，所到之地被爆出有大規(guī)模疫情感染，屬高風險地區(qū)。

按其家鄉(xiāng)防疫政策規(guī)定，途徑高風險地區(qū)要報備行程并自我隔離。

(相關資料圖)

而他倆未按規(guī)定報備，后被確診新冠，并因其傳播行為，導致其家鄉(xiāng)183人被感染，7865人被隔離，處置疫情花費1.55億。

隨后，兩人因涉嫌妨害傳染病防治罪被判刑4年。

妨害傳染病防治罪，構成要件有三：

1.行為人違反傳染病防治法規(guī)定；

2.傳播的是甲類傳染病，或按甲類預防、控制的傳染?。?/p>

3.其行為造成該傳染病傳播，或者有傳播嚴重危險的。

從犯罪構成上看，兩人行為完全符合。且因其造成感染人數眾多，防疫支出巨大，屬于“后果特別嚴重”之情形，因此在3—7年的量刑幅度內判了4年。

此案被重新翻出來討論的點在于，如今防疫政策轉向，新冠自1.8起被劃歸“乙類乙管”，行程碼、健康碼、核酸檢測、靜默隔離這些詞如今聽來恍若隔世——那么，如兩名司機一般因妨害傳染病防治罪而身陷囹圄之人，有無翻案可能？

坦白講，很難。

這不是一個價值判斷，而是一個事實描述。

一是從法律上來說，我國歷來司法傳統(tǒng)就是“既判力高于溯及力”。

簡單理解，既判力，就是生效法律判決的威力。

溯及力，就是新修法律追溯過往罪行的能力。

既判力高于溯及力，意即，對于已生效判決，不能因法律規(guī)定有變動就按新法處理。

《刑法》第12條規(guī)定：本法實行以前，依照當時的法律已經做出的生效判決，繼續(xù)有效。相關司法解釋規(guī)定：“按照審判監(jiān)督程序重新審判的案件，適用行為時的法律。”

背后法理也不難理解：任何司法裁判都要置于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去看，“刻舟求劍”是愚蠢的。

建國以來，我國各部大法都幾經修訂，很多特殊時期的重罪放到今天可能都不算個事兒，而如今的很多新型犯罪，放在以前簡直就是天方夜譚。

用此時此刻的法律變更，倒推彼時彼刻的裁判結果，即便得到了新的結論，也沒有實質意義。

這就是為什么，我國有“既判力高于溯及力”的規(guī)定。一則，維護司法尊嚴；二則，節(jié)省司法成本；三則，特殊時期有特殊要求。

那么，涉疫案件的時代背景是什么？

動態(tài)清零。

在這個背景下，各地法院對涉疫案件的處理，在法律適用上是挑不出毛病的。

二是從人情上說，翻案多多少少有點“秋后算賬”的味道。

我們一再說，從來沒有單純的法律問題。

法律是抽象的，但執(zhí)行法律的人是具體的。不考慮他們的利益和立場，很容易把問題幼稚化。

動態(tài)清零時代，多地爆出層層加碼和暴力防控的新聞，結果怎么樣？有幾個被重罰？有沒有想過為什么？

有過基層管理經驗或被管理經驗的人都知道，用人之際，管理者常說的一句話就是——你們盡管放手去做，出了問題我兜著。

用人辦事兒時，給人鋪墊后路；出了問題后，把后路撤了。若真如此，人們就會陷入“不求有功但求無過”的擺爛狀態(tài)——事兒就辦不成了。

因此，只能表面上高高拿起，實際上輕輕放下。

涉疫案件也是一個道理。

一個案件有多少人經手，就有多少人的前途和命運與之掛鉤。

五部門的《通知》里有這么一段話：

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發(fā)生以來，各級人民法院、人民檢察院、公安機關、司法行政機關、海關始終堅持立足司法職能，準確適用法律規(guī)定，正確把握政策標準，依法懲治妨害疫情防控秩序的各類違法犯罪，為維護疫情防控秩序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。

這段話其實就是給之前辦理的涉疫案件定調了：大家“依法懲治妨害疫情防控的各類違法犯罪”，屬于“為維護疫情防控秩序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”。各位都是有功之人，沒有錯，不用慌！

以上，從法學和社會學角度跟大家講一下，“翻案”會有什么困難。

前面說過，這是事實描述。

接下來，上我們個人的價值判斷——無論多難，應當“翻案”。

以上兩種論調都很有道理，很有說服力。

但無法回答一個最基本的問題——這樣公平嗎？

大時代有大時代的需要，基層司法者有基層司法者的立場，所以那些因時運不濟而身陷囹圄之人，成為“代價”就是活該的嗎？

這不公平。沒有誰是活著就該的。

反駁上述兩種論調，不需要多么深厚的學術功底，也不需要多么深刻的社會洞見。

只需要回歸常識和良心，順著這個判斷往下走——這不公平。

某種意義上講，“這不公平”的感受，是法律的起源之一。

所以，我們?yōu)槭裁磿X得不公平？

因為我們覺得4年，判重了。

那么，為什么覺得4年判重了？

因為這兩位司機，來自同一個家庭，分別是兒子和女婿，是全家的收入支柱。他們家有七十多歲的父母，住著農村的瓦房。疫情三年，四處封控，對運輸業(yè)沖擊極大?？此麄兊募彝l件，卡車大概率是貸款買的。途徑高風險地區(qū)，上報的后果可能就是醫(yī)學隔離觀察。車一停半個月沒有收入，貸款怎么還？家誰來養(yǎng)？

如果能未卜先知知道自己感染了，相信他們不會瞞報。但生活所迫，他們只能帶著一點點僥幸心理，希望能蒙混過關。

要求他們深明大義，為了疫情防控舍小家為大家，也行。但多少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。

再者說，我們也可以問問，疫情期間，當地政府為這些受困嚴重的行業(yè)群體提供過什么紓困支持嗎？

權利與義務應當統(tǒng)一的。沒有給他們特殊的權利，就不能要求別人承擔過多的義務，否則就欺人太甚。

因此，給兩位司機翻案，不需要依靠五部門《通知》，也不用援引新冠法律地位變更。

就憑著一句話就夠——4年太重了，這不公平。

刑事訴訟法規(guī)定，“量刑明顯不當的”，當事人可以通過申請再審，啟動審判監(jiān)督程序。

這也是許多法律工作者的共同意見——實事求是地結合案件本身的社會危害性、期待可能性、涉案人的主觀過錯等等，去發(fā)揮司法能動性，尋求糾正案件的空間，讓公平正義得到伸張。

今晨，中政刑法學教授羅翔發(fā)表題為《“乙類乙管”之后，曾因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入獄的他們怎么辦？》的文章，在結尾，他寫道：

剛性法律也應有柔軟的一面，它應該體會人性的軟弱，慰藉被誤傷的心靈，帶給人們對正義與良善的盼望。子曰：“聽訟，吾猶人也，必也使無訟乎?！狈刹荒軣o視民眾的常情常感，法的權威和尊嚴并不是一種抽象的說辭，也非形而上學的邏輯推導，從根本上來說它必須歸結于對具體個體權利的尊重與捍衛(wèi)，從而獲得民眾內心深處的尊重與敬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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